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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王煦来源:学习时报字数:2726
民国时期,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重要阶段,也是中国文化明显转型的时期。其间,中国文化历经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的洗礼,传统知识体系瓦解,新文化、新教育逐步壮大。随之而来,大众的学习热情也明显增长。而学习,首要途径就是读书。在民国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,如何更好地读书?如何使人们在汲取前人阅读经验的同时,适应新时代的学习需要?都吸引着民国学人们进一步去思考和总结。而这些思考、总结,很多至今仍值得我们参考。
精读与博览并举
读书究竟应“少而精”还是“多而博”?这是“阅读史”上的一个老话题了。民国学人同样也在就此进行思考。特别是王朝崩溃、科举废除,僵硬的儒典诵习已丧失市场的情况下,人们是否还需要精读?而西学东渐、新知传播,出版业迅速发展的时代,泛读又有没有规范?这些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。对此,学者看法不一:有人强调“精”,提倡“读破一卷书”;有人强调“博”,主张读书“不必专一”。其实,当时更多的学者还是主张应“精”“博”兼具。梁启超就说:读书“最好分为两类:一类是精熟的,一类是涉览的。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,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:心不细则毫无所得,等于白读;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,不能博搜资料”。这是从“技术”的角度说的。胡适则强调精读与泛读的知识指向不同。他说:理想的读书人要“既能博大,又能精深”,“一个学者不可无普通知识,同时也不可无专门学问,……就专门学问说:应先注重‘质’的方面的‘精深’;就普通知识说:应努力‘量’的方面的广博”。其实精与博,归纳而言,无非是针对不同类型、不同功用知识的不同学习方法。对于基础知识、专业技术、思想道德经典,当反复研读,熟记精通,以树立原则;对背景知识、社会经验、生活常识则应快览博闻,以夯实基础。二者不可偏废。读书不博,则眼界易局促狭隘,读书不精,则学问易散漫浮躁。所以,理想的读书人,还要像胡适所比喻的,像金字塔,基础博大坚实,同时又有个高耸精密的尖端。如此博而能精,静而复博,方可学问通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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